又一名高校领导落马。10月13日，据北京市纪委监委消息：北方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丁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高等院校常被称为“象牙塔”，是许多人心目中的“一方净土”。然而近年高校腐败案频现，权钱、权色交易屡见不鲜，窝案、串案时有发生，甚至有地方高校领导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据官方披露，年初至今至少已有20余名厅局级官员落马或被“双开”，涉及上海、广西、黑龙江、广东、吉林、山东和安徽等多省份的地方高校。
20余名厅官落马或被“双开”
年初，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蔡翔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被“双开”的消息拉开了2020年高校反腐的大幕。10月13日落马的丁辉则是最新被查的一位高校校长。
蔡翔是中传新闻学博士，去年6月被查。“双开”通报提到，他存在串供、订立攻守同盟、干扰核查，公款出国旅游、公款购买高档烟酒、私车公养、设立使用“小金库”等诸多问题。
其中还提到，“违反群众纪律，对待群众态度恶劣”，“违规转让国有资产”，“与他人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蔡翔还曾被公开举报在泡温泉时性侵女学生。
而据此前媒体报道，蔡翔曾公开明确表态承诺，“做一位公正、廉洁、善良的领导。希望在我以后的工作中，你们在我的身上，看不到腐败、专制，或其他类似时髦的名词”。
丁辉是北京人，长期在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工作，官至所长。后来又在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任副院长、院长。2017年4月调任方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至今三年而已。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公布信息统计，自年初至今，教育系统至少已有14名厅局级官员落马，10名厅官被“双开”。
落马的分别是：北方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丁辉，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夏建国，广西中医药大学校长唐农、副校长覃裕旺，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陈虹岩，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吴万敏，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胡飚，西南林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吴松，文山学院党委书记熊荣元，黑龙江大兴安岭技师学院院长王学勇，吉林工商学院党委书记王延吉，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高小玲，山东警察学院党委书记张春义，云南开放大学副校长蔺延钫。
“双开”或开除党籍官员（被查时已退休）：大兴安岭技师学院原院长王学勇，四川警察学院原副院长卓义才，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赵全兵，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怀柱，安徽中医药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王键，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耿金岭，内蒙古民族大学党委原副书记肖剑平，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窦晓光，内蒙古医科大学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马仲奎，中国传媒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蔡翔。
上述官员涉及上海、广西、黑龙江、广东、云南、吉林、山东、安徽、内蒙古、北京、四川等10多个省（直辖市）地方院校。其中职业院校、医药领域院校落马或“双开”人员居多。
落马原因不一而足
高等院校自有其特点，管理相对封闭，人员以教师和学生为主。外界对高校的观感相对来说更好，但其中“蛀虫”涉及贪腐的原因也多种多样。
以上述官员为例，马仲奎长期在内蒙古医学院工作，时间将近37年，通报提到其存在收受礼金、利用影响力收取财物，生活作风腐化等问题，且他本人还是大学纪委书记。
同样是内蒙古院校，内蒙古民族大学党委原副书记肖剑平更是胆大妄为。他2015年就已退休，去年10月中旬被查。
根据官方通报，肖剑平对抗组织审查，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且生活腐化，在职务调整、工程建设方面为他人牟利。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窦晓光则是长期搞权色交易、钱色交易，插手学校工程项目。他还让工勤岗驾驶员享受科级干部待遇。
同样是安徽职业高校，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耿金岭又有不同。他把黑手伸向学生收取“簿本杂费”，向有关企业借款，涉嫌受贿犯罪。
此外，耿金岭任人唯亲唯利搞“小圈子”，破坏单位政治生态，家风不严纵容亲属利用其职务谋取私利收受财物。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怀柱也为亲友经营活动谋取利益。通报称李怀柱身为高校党员领导干部，“本应为人师表、遵纪守法……工作严重不负责，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出了贪腐窝案，该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赵全兵与李怀柱同天被“双开”。通报提到赵全兵，“毫无纪法观念，违规提拔干部，毫无道德底线，生活作风腐化。工作严重不负责，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在众多“双开”校（院）长中，四川警察学院原党委常委、副院长卓义才是一名“老公安”，从警37年。
通报指其，纪法意识淡薄，与黑恶势力勾肩搭背，一气，纵容涉黑涉恶活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违规干预和插手执法活动。
校院领导、后勤基建是腐败高发领域
不难看出，高校的腐败形式很多，学术、教务、人事、财务、招生、基建、校办企业等均存在权力寻租、以权谋私的空间。
廉政文化研究期刊2015年第2期上一篇题为《治理结构，权力机制与高校腐败———基于 117 个高校腐败案例的分析》的研究论文，搜集了2000年至2013年117个高校腐败案例，发现高校腐败与政府腐败在特征上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腐败主体均存在“39岁、50岁”，“49岁”和“59岁”现象，多是厅局级以及处级的单位“一把手”和部门负责人。窝案串案突出，基建、采购、财务、人事都是腐败高发领域。
重庆廉政研究中心副教授李莉莎今年8月发表的论文《遏制论视野下高校腐败犯罪大数据分析———基于 2007 至 2019 年高校腐败犯罪的实证》显示，高校，腐败犯罪风险部门位于前八的依次为校院领导岗位、后勤处、基建处、二级学院、计财处、招生就业处、资产管理处、学生处。校院领导岗位是腐败风险度最高，后勤处、基建处是腐败风险度较高的两个部门。二级学院也是高校腐败犯罪易发地，原因多与资金、财物管理、招生以及学术科研工作有关。
北京高校的一位法学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外界舆论对高校腐败有认识上的误区。新闻媒体对政府、公检法司关注甚多，但对高校、幼儿园、协会等事业单位关注甚少。
他说“腐败的逻辑是一样的，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就会有寻租空间”，有的事业单位更直达基层。据其观察，高校基建、后勤，以及校办企业都是腐败高发领域。
北京大学曹和平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科研项目腐败也应多关注，尤其是高校学术领域“拥有分配资源权力的人”。
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反腐研究领域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基建、后勤多是腐败高发领域，但教师个人作风腐败更值得关注。近年高校教师个人生活作风问题频现媒体，这其实也是一种腐败即作风腐败。因为师生权利、地位不对等，且学生大都涉世未深，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为什么高校腐败案频发？
为什么高校腐败案频发？
曹和平认为“监督不够有力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他看来，落马的都是地方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副校长，而高校纪委书记多由同级校党委常委兼任，“官帽子在同级党委手中，独立性不强”。
另一方面，他认为大学的部门、处室其实非常多，“人手不足”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每个高校下属二级学院都有自己的纪委书记，纪委书记多是兼任而不是专职。
“实际监督实践中，高校纪委书记监督还需要校内党委、行政部门配合。如果不配合，也确实不好监督”。曹和平补充说。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廉政法治中心主任魏昌东同样认为，高校有行政级别，地方高校校长、党委书记与纪委书记存在级别差，监督困难。
魏昌东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高校纪委无法做好内部监督，外部监督又“无力、无能、无制”。无力是指有的教育大省，省属高校几十所，教育厅无精力对如此多的高校进行监督。无能是指教育厅多是对教务活动进行监督，而对高校内具体的人、财、物，不能够实现精准监督。无制是指监管制度还不够健全完善。
事实上除地方省属高校外，中国还有一类“中管高校”（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的高校，一般指副部级大学）其党委书记、校长均为中管干部，副部长级官员。而纪委书记最多是正厅级，同样无法对校长、党委书记进行监督。
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其中提到，党委书记和校长列入中央管理的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高校监察改革拉开序幕。
目前，31所中管高校纪委书记的提名、考察、任命，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同主管部门党组进行，对中管高校纪委、纪委书记开展考核工作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进行。
去年初，武汉大学新闻网发布消息称，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同意，并与中共湖北省委商得一致，中共教育部党组决定：万清祥任武汉大学纪委书记。《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披露，万清祥是全国首位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同意任命的高校纪委书记。此后陆续有新任中管高校纪委书记履新。
与此同时，巡视制度也在强化。十九届中央加强对中管高校党组织的巡视。31所中管高校党委自身也建立了巡察制度。
在地方层面，地方高校纪检监察工作也在变革。以天津为例，天津市选择15所相对规模较大的市属高校进行派驻机构改革试点。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年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首次召开中管高校纪委书记述责述廉会议。这也被外界视为持续推进中管高校纪检体制改革的新信号。
魏昌东表示，今年以来高校领域密集反腐，反映了反腐深化的重点和方向。国家正在建构完备的制度系统，并促使其有效运转和运行。曹和平表示，如此改革可以使得纪委的独立性更强，“更有底气监督了”。